陈先生

陈先生84岁，男性，有高血压，糖尿病和复发性缺血性中风病历。他的妻子数年前去世。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儿女都住在香港。陈先生5年前确诊患有血管性认知障碍症，需要坐轮椅。两年来，他和次子一家同住，主要由媳妇玛莉照顾。但是，陈先生在过去几个月变得愈来愈虚弱，玛莉不能再单独扶他下床了。其后，陈先生被送到私营安老院居住。

去年，陈先生变得需要卧床，大小便失禁，要依靠他人喂食。他亦因肺炎多次入院，言语治疗师建议他进食糊餐，并把饮料增稠。在患上吸入性肺炎后，陈先生有严重的口腔吞咽困难，言语治疗师因而建议非口腔进食。

医生要求与陈先生的家人见面，陈先生的次子和女儿来了。次子说：「爸爸不会想插入喂食管的，他在安老院看过很多以喂食管喂食的老人，他们只能整天躺在床上，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。他曾告诉我们，他宁愿死，也不要被插入喂食管。」

陈先生的女儿也曾听过父亲说同样的话，她和次子都决定选择用人手小心喂食，而不使用管饲。他们都明白当中会有误吸、肺炎和死亡的风险。

病人接受了人手小心喂食数个月。但是，他接着开始发烧，甚至变得昏迷。他被转送到医院，并发现患有严重的肺炎。他一直没有再以口腔饮食，并获处方静脉注射抗生素。陈先生的次子和女儿得知父亲的病情恶化，并会很快过身。他们理解情况，并同意继续保守治疗。

但是，陈先生的长子在第二天出现，并坚持要开始管饲。他接受父亲即将死去，亦同意继续纾缓治疗和维持不作心肺复苏术的指示。不过，他说：「我爸爸死去时要吃饱，这很重要。我不想他变成饿鬼。」临床医生不肯定他是否应该拒绝长子的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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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提供营养与水分
• 维持生命治疗
• 家庭矛盾
• 认知障碍症
• 文化习俗

医院管理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(2005至2017年)谢俊仁医生撰写

分析临床伦理案例时，应考虑各种重要背景因素，文化因素正是其中之一。中国人对于死亡和面对死亡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，病人可能很重视这些看法。在适当的情况下，我们或须尊重这些观点。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应该毫无疑问地接受传统文化观点。考虑文化因素时，我们应就每宗个案的情况，仔细和其他重要考虑因素相权衡。

我们可以逐步处理这问题：

在得出不应提供管饲的结论后，医生须以适当的方式处理病人儿子的要求。医生应向病人儿子解释，令他明白医生作出此最终决定的理由，而不应单单告知他无权要求管饲。这会有助避免冲突，并减低病人死亡后其儿子的内疚感。医生应向病人儿子解释，其给予病人的治疗须符合其最大利益，而管饲对病人弊多于利，亦不符合病人的意愿。此外，医生可让其他家庭成员参与讨论，他们或能更理解医疗团队的观点。如果深入沟通后意见仍然分歧，医疗团队并没有义务提供明显不符合病人最佳利益的无效治疗。在医疗纪录中应详列作出此最终决定的理由。

^{i 此个案和评论改编自香港内科医学院在2016年8月出版的通讯Synapse中，谢俊仁医生所写的〈给医生的临床伦理实用建议〉一文。起初，此案例由律敦治及邓肇坚医院的王自强医生，于2016年4月23日假医院管理局总办事处演讲厅举行的临床伦理日首先提出。}